《瞭望》：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针对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习近平提出的“权为民所赋”，中国官方媒体以苏联解体作为镜鉴指出，其实践路径应该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做起，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

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一部集结中国学者对苏联问题全景式分析的巨著《苏联真相》备受关注。新华社主办的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署名罗海岩文章说，书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苏联干部开会一般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英明正确；二是汇报如何贯彻上级意图。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全部来自体制内官僚阶层；苏共中央曾收到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共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举报信都按程序报送拉希多夫，让被告自行处理；许多改革者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有的被关押劳改或送到精神病院，有的干脆被驱逐出境。虽然也喊“改革”的口号，实则以“稳定”来压制改革；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后，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便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

文章说，在事变之时，苏共两千多万党员怎么都成为“冷漠的旁观者”，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呢？看了如上事例，其意不言自明。当年，1918年苏联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在会议上饿得昏倒；列宁在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时，也曾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环境中，苏联上下一心同甘共苦。

后来终于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哪是苏联解体前，进行问卷调查时的样子：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文章认为，苏联沉浮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体现在体制机制上，而体制机制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就是集中代表谁家的利益。中国目前存在妨碍人民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诸多弊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已经成为社会痼疾。“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让人想起苏联的兴衰健病，提示中国必须警醒。

至于如何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文章认为，必须从“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通过选举能把权力赋予受到多数公众信任和拥戴的对象”做起。前者包括建立人民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质量，开辟更多的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而选举必须大力推进制度改革，扩大选举范围，推进人民代表的竞争性选举。

斯大林强化集权统治，最终酿成体制之弊。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利益，乐为权力阶层接受，但因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表面歌功颂德，实则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叠加。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人民必然会疏远和憎恨。而体制驯化下，许多人养成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再有希望了。苏联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与俄罗斯先前的历史伟人相提并论者，这个制度（注：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定）还有什么先进之实？另外，文章特别提到，据说苏联内部也曾有人想试图改革体制，但最终都被体制打败了。

文章分析，习近平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由此发展壮大的政党还有什么自己的私利呢？但历史非常严酷，每个时期都会列出一个严峻命题。文章最后说，“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中国和当年苏联有许多共同矛盾，也有许多本质不同，有信心解决“民所赋”、“民所用”，以此破解苏联解体20年之题。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2010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突破了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局限，引起舆论关注，《南方周末》将其列为“2010年最大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