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自然的腐败倾向

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提出的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对此， 骆家辉回答说，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
　　芮成钢在事后又在微博上评论称：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对媒体展示自己的。
　　网民中有称赞骆家辉品格操守的，也有讽刺他对媒体作秀的。倒是骆家辉自己说了一句大实话，他做的事是制度使然，不必把他个人的私人品格牵扯进来。

　　美国的制度设计时，对人性，包括人的品格做的是最坏的估计。在用设计宪法的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时候，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认识前提是，共和中的人民不是天使，而是受本能自私欲望驱动的普通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的政府去管束，他们的自发行动会给人们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带来损害，用建国之父之一麦迪逊的话来说，“人民是一群野兽”。
这样的“兽人”能否妥善地进行自我治理，如教育家古德拉（John I. Goodlad）所说，“像是阴霾一样挂在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的心头”。对“人民之恶”而不是“人民之善”的基本评估，形成了制定美国宪政法治的一个前提，那就是，那些由民选产生的公共官员一旦私欲膨胀，就会与暴君和极权独裁者一样邪恶。因此，一个好的、稳妥的、能够在这种邪恶全面发作之前就将它清除的制度便成为至关紧要，甚至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保证。

　　美国建国之父们的“人性恶”假设看上去与马基雅维里有些相似，但实质完全不同。马基雅维里认为，由于人性恶，专制是一种比共和优越的制度，而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看法正好相反。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的品质非常低劣，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他们忘恩负义、斤斤计较、狡诈多欺、胆小懦弱、生性贪婪，只要你是胜利者，就会对你完全服从，一旦真的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对你反目成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只接受腐败现实的摆布，那是一种最现实的“教育”。

　　在这种教育中没有价值，也没有共同目标，只有动物存活的原始本能，是完全非理性的。因此，他向新君主建议，应该学习的对象不是古代圣贤，而是完全凭本能生存并战胜对手的野兽，“君主必须学会怎样善于运用野兽和人类各自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早已秘密地教授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其他许多君主如何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在它的训练下长大。这不外乎是想告诉人们，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然知道如何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知道二者缺一不可。”

在这样君主统治下，道德教育完全是多余的。统治者需要的是狠和毒，这样才能有效对付人民，人民需要的是奸和刁，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

　　但是，美国制度的建立者们认为，天性不完美的人们之间也可以建立一种避免作恶的制度，而好的制度本身对人有好的教育作用。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 “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以前是有过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中学会诚实。”

　　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并不认为人性是天然高尚的，相反，它看到的是，人有自然的腐败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难以消除。腐败是共和的根本危险，而那些有权者的腐败则更是共和国最大的危险。因此，用制度来制衡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便成为保卫共和的第一要务。作为一位政治家，骆家辉受制于美国的制度，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也从小受到这个制度的教育。他表现出来的品格（俭朴）既是他个人的，更是他那个制度的，而后面这个应该说是更重要一些。

转: 江泽民所做让胡锦涛忍无可忍的两件事

　 作者： 清远 　 近日，江泽民躺在床上已成半死之人，再无法站起来与胡锦涛较劲、争权。江、胡内斗也将告一段落，当然江派和胡派间的斗争还将继续，只是江派由于江的死会变的势弱。清点江与胡内斗，自认为江所为让胡忍无可忍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恋权不放，鼓动老军头突袭胡锦涛早在2002年11月8日，中共16大开幕，江泽民已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中。全国民众都盼望江早日下台，以结束江的腐败统治。但是13日，在中共16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张万年突然发难，提出了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连署的“特别动议”，建议江泽民留任新一届中央军委主席。张万年发言后，李岚清和刘华清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因为江曾为李岚清一笔勾销其儿子十亿的大案，刘华清的女儿是江的人质,一个受过江的“恩惠”，一个受制于江，关键时刻只好支持江留任军委主席。张万年根本不把胡锦涛放在眼里，此时逼着胡表态。当时会场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的见，大家都知道在中共体制内枪杆子的厉害，胡锦涛要不同意，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低声说道：“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20位同志的提议。”江微微笑了。接着，举手表决。除李瑞环、尉健行、曹庆泽三人弃权外，张万年等20人的“特别动议”获得通过。很明显这起突然袭击，是一次有预谋的、有部署、由军人出面、江泽民在背后策划授意张万年等搞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当时请假未到的万里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拍案大骂江，并愤然退出主席团常委会，以示抗议。胡锦涛当时羽翼未丰，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江续任军委主席一年半以后，2004年的8月，洪学智、刘华清、杨白冰等老将军在中央组织生活会上，突然提出江应在四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建议。中共高层已多认为胡已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勿需江继续扶上马送一程。以后虽说几经波折，江试图挽回败局，但江不得人心，无奈大势已去，无力回天。2004年的9月19日四中全会最后一天，江被宣布下台。二、密谋暗杀，胡锦涛两度险遭不测江泽民不情不愿的下台，于心不甘，所以常常退而不休，通过在政治局常委中安插的亲信，常常制肘和左右胡，胡锦涛为此也进行了反击，当然反击的常用手段就是反腐。虽说中共基本上无官不贪，但江派人士更是腐败黑窝。胡的反腐败招至江反过来下毒手还击。2006年的五一黄金周，江泽民游泰山、潍坊等地的事被曝光，江与民争游，引得天怒人怨。其实当时在山东的并非江泽民一人，胡锦涛同时也秘密来到青岛，视察北海舰队。当胡锦涛乘坐中共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到黄海视察北海舰队时，发生意外，同时两艘军舰向胡乘的导弹驱逐舰开火，打死驱逐舰上五名海军战士，导弹驱逐舰立即载胡驰离舰队演习海域，它的速度全舰队任何一艘舰艇也追不上，直到安全海域，胡换乘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胡未作停留，也未回北京，直飞云南，一个星期之后，北京一切安排妥当，才回北京。据传五名殉职的海军战士，被追认为烈士。回北京之后，胡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保外就医江的死敌陈希同。第二个行动就是拿到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与其后台江泽民秘书、现军委办公厅主任贾延安的共同罪证，逼迫江泽民不能再插手军内事务。第三个行动就是向京津沪三地派中纪委调查组掀起反腐风暴。陈良宇是当时反腐风暴直指的第一人，目的就是胡要狠狠反击江派。因为上海是江泽民上海帮发家的重地，盘根错节，关系甚为重大。陈良宇个性桀骛不逊，一直是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代表，而且效忠江泽民，是上海帮的先锋人物，在年龄上比较胡温也有相差一代的优势，因此搞垮陈良宇，也就是削掉江泽民的一半人马。而另一半江派人马就是贾庆林与李长春。还有一次暗杀未遂是2007年10月，保卫部门在胡锦涛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发现在食品专用车的司机坐垫下藏有2.5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上海滩是江的老巢，从刺杀动机来看，只能是江系死党所为。对于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由于手头缺乏必要的资料，只能简述。三、肃清江派，胡锦涛需要胆略和智慧当然，江泽民让胡锦涛无法忍受的事决不止这两件事，如在两届政治局常委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制肘和控制胡温，让胡温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胡温在江的掌握下，一直让民众认为他们窝囊无作为。再如江泽民打击XXX，惹下天大的祸事，却在其施压下一直维持镇压，让胡温为他背黑锅，他却想尽办法为自己推卸责任。如今江泽民已是快死之人，早在4月份江受到疾病冲击时，胡锦涛通过外交部和加拿大联系，居然闪电的引渡出逃12年之久的远华走私主犯赖昌星，外媒普遍认为这是胡想借“赖案”打击江派，收拾江的以贾庆林为代表的另一支人马。当然胡锦涛能否在最后时刻夺取实权，清扫中共腐败的黑窝，有所作为，还是未知数。因为胡锦涛对中共专制体制一直抱残守缺，如果内斗动静太大，势必引起党内大乱，使中共一朝之内土崩瓦解。但如果不肃清江派，胡温将无所作为，并且因江派官员的腐败导致更大的民怨，因残酷打击XXX成为历史罪人。胡温也只有一年的任期了，机不可失。如果胡锦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与温家宝齐心联手，清扫江派，解体中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这需要的是不一般的胆略和智慧。

蚁力神-薄

嘴上虽如此，但薄心里很清楚，这时的“唱红”已成了烫手山芋。马上扔掉，会让人倍加猜疑，继续拿在手里，又会烧坏身体。所以只能这样一边辩解，一边寻求脱身之计。这个时候的薄熙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自信，其急于为“唱红”正名的态度更让人透视了其内心的极度焦虑。

薄熙来的进退失据，在重庆“红色经典主题公园”这个项目上暴露无遗：7月5日，重庆官方公布了一个投资高达25亿的“红色经典主题公园”建设规划。在网民强烈质疑与声讨下，重庆官方先是极力撇清关系，旋即又在7月7日晚发布消息称，该项目已被终止。

“唱红”失败后，薄觉得是拿出第二张牌的时候了。6月24日，薄熙来大张旗鼓，搞起了“共同富裕”论坛。在和媒体人士谈话中，薄虽继续为“唱红”正名，但重点已经落到了“均贫富”上。薄熙来强调：“重庆……开展唱红打黑……还要努力破解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难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以实现共同富裕。

老百姓:先把蛋糕分好，再把蛋糕做大，谁都愿这么做的。————问题是薄熙来没有制造货币的权利，那么均贫富的钱从何而来呢?

中共官场内斗加剧 江泽民难脱干系

内斗的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官场又一轮内斗加剧

中国官场内斗，是有特定涵义的。搞政治，就要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反映到政党和政权内部，必然会有各种路线意见的交锋，各 种权位人事的竞争，广义地说，都可以说是“内斗”，这种广义的“内斗”，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这种“内斗”并导入正常轨道、合理范围，才有权力的 制衡，才有政党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但《中国官场新内斗》讲的“内斗”，不是这种程式化、制度化甚至公开化的良性交锋，而是拉大旗当虎皮，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拼杀。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

“内斗”这个词，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常见、甚至说滥了的词。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中共的内斗，惨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难兄难弟中，除了苏共、柬共、朝共(朝鲜劳动党)等个别几家，无出其右。

杨尚昆曾有言：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杀共 产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 “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 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 告》，1934年9月15日)!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是陪衬，关键是与人奋斗。后来，他又 振振有词地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了晚年，毛泽东不怎么想别的，别的都可以交给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自己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人斗，尤其是 与党内同事的内斗上。几十年下来，弄得人们一提起共产党，最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主题就只剩下一个：内斗。

不过，毕竟这都是翻过了的史页了，时代毕竟缓慢地在进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内斗”虽然并没有止歇，但是，惨烈的程度毕竟与 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六四”时，邓小平等元老虽然大开杀戒，但是，对中共高层的政敌，不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总算还算客气，没有肉体消灭，也没 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

为什么中共党内会有惨烈的内斗?既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大家不仅信奉同一个或者同 几个偶像，拜读同一批经文，而且还有着在同一个战壕摸爬滚打、一起掖着脑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谊，为什么会翻脸成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内斗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中共前期的内斗，争夺的是共产国际的授权----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给予政治信任与经济资助，所以，争相将党内政敌打成“内奸”、“错误路线”;而中共后期 的内斗，争夺的是最高领袖的垂青。权力既然是从上而下的，资源的终极来源就是党的最高领袖。资源与内斗就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最高领袖的权力是要独占 的，谁要分权(或者被他推测要分权、可能分权)，就意味着觊觎他独占的资源，最高领袖就得整垮谁;而大小官员，既然权力来源于最高领袖，如果不跟着去整垮 他指定的对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着他指定的对手一起垮台，失去一切资源。

毛泽东死后，内斗的惨烈之所以缓和，原因之一在于继任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内斗控御不住的恶果，中共执政集团威信扫地，所有派别和所有成员遍体鳞伤、几乎同归于尽;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空间增大，社会资源也扩大，于是政坛上有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回旋余地。

举例来说，上海的陈良宇与龚学平，为谁能接掌上海，明争暗斗多年，竞相巴结总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陈良宇被选中为市委书记之后，龚学平担任人大 主任，争夺反而缓解了，为何“一山能容二虎”?这是因为陈良宇仕途虽然更顺，进了政治局，堵住了龚学平的青云路，但龚学平可以将自己的势力伸展遍及上海经 济、文化、传媒……除了名头没有陈良宇那么响亮，别的都不逊色，他们的内斗就不致于发展到更尖锐、更激烈的程度，弄得两败俱伤了。从后来揭出来的内幕看， 他们的不少手下还互相照应。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共的统治基础资源扩展，内斗的情况更见缓和----官员们的首选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拥挤，那些升迁无望的，就转 头凭藉自己手上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如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君不见，一个小科长也能贪腐数千万，一对员警夫妇也是亿万富豪?虽然被揭出来、被绳之以 法者时见诸报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沧海一粟。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这样，资源扩展，官场反而一度显得和谐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供其盘剥，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阔凴鱼跃”。

我们听到了太多官官相护的故事，听到了太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故事，听到了太多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许多愤怒的民众眼中，“天下乌鸦一般黑”， 官僚阶层，就是铁板一块，互相勾结起来欺压、剥夺民众……这难道不是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实所验证，是民众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吗?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提内斗。这不仅在于，只要中共没有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意见代表之间正常博弈的平台，不择手段的内 斗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让勾结的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内斗的倾向;更在于，中共内斗缓和期似进入尾声，新一轮内斗激烈期揭开了帷幕。

新世纪的内斗，更少意识形态油彩和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更撇开义、理，而专注于利，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资源。虽然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活跃、经济发展，官员的资源极大扩展，但是，在一定时间段之内，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官员被激发出来的贪婪野心却是无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 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亿财富，他也还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向十亿之外的又一个一百万伸手。这样，“捞过界”、伸到别的官员的碗里，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从另一方面说，官员们合谋侵夺人民、国家的公产，虽然遵循一定的潜规则，否则游戏玩不下去。但是，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权威性是不稳定的，对于攫 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对的，官员们在这种潜规则下，心态不可能平衡。一旦潜规则被突破，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内斗白热化，有关各方同归于尽。

“一把手”对权力更有垄断性

内斗加剧，还有江泽民的原因。

江泽民虽未去世，清点他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却已经开始。造成中共内斗加剧的遗产之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并且大力扩大了“一把手”的权力。有分析人士说，江泽民与西方有所接触，他也很有学习西方的热情，但是又不肯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只是觉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于是，将中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到市、县、乡镇，中央和政府各部委办，都看成一个个公司，对其“一把手”都赋予类似CEO的权力。“一把手”的权力恶性膨胀，导致“一手” 遮天，垄断权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体成员，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从，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 “一把手”的位置。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一度推行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后，形势丕变，党政分开的趋势大逆转。江泽民时代，除了京、沪、津、渝 四个直辖市，还普遍推行了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拥有“上意”，还挟持了“民意”。过去，人大还有些从党政退居二线的老人，凭藉其老 资格，还能够对当任领导形成一定的制约。现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这种制约也消弭于无形。

中央自然也采取了一定举措来防止班子成员互斗，尤其是在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勋与省长刘剑锋的恶斗，严重冲击了该省的稳定和发展之后，吸取了教训，他们想出来 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长(该省的“二把手”)能够安于其位，尊重省委书记“一把手”，那么，当“一把手”升迁、调职或者退休之后，“二把手”就顺序递补，升 为“一把手”。

“一把手”权力膨胀、集体领导形同虚设，进一步压缩了官员们的资源来源，加强了官员们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后，李源潮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管中组部，情况有了一点变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轮调、中央部门首长与地方诸侯对调等等方式，稀释了“二把 手”递补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为“二把手”递补升迁之路受到拦阻，可能致使班子内斗更为加剧。

中共各级班子的内斗，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代不同了，现在中共的内斗虽有加剧迹象，却不可能再次将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推入社会动荡，不可能再次造成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民族的分裂。虽然每场内斗占上风的未必是正义的一方，内斗也可能使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受阻，但是，总的来看，内斗比勾结要 好。不论内斗包含一定的路线、价值理念、发展方向之争，还是纯属利益争夺的“狗咬狗”，都会将现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会使权力者凭藉职务便利寻租的 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会使民众擦亮眼睛，增强将权力者关在笼子里的信念，甚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史迪威日记中的蒋介石——称其为"花生米"

据《文汇读书周报》报道：1942年4月16日，盟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尚未结束，有一个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失败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史迪威，美国派往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身边最为倚重的美方军事顾问。
　　美国将军史迪威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20－1923年美陆军部任命他为语言教官前往当时的北平学习汉语，1926－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1940年7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美军步7师师长。同年9月，提升为少将。1941夏，由于他指挥步7师在美国全军大演习中的突出表现，晋升为第3军军长，被誉为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负责从加州沿海到墨西哥边境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以后，他又被选为美国在战争中第一个进攻战略的指挥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曾给马歇尔上交过一份《战略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但他的设想未能获得罗斯福的批准，支援同盟军物资、资金是一回事，要让自己的子弟，远赴异域，慷慨就义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赴陪都重庆前，史迪威接受了罗斯福的最后指示，任命他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总监督、同盟国战争会议美国代表。他的职责、任务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可能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率，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史迪威笑称，自己从罗斯福那里拿走了“八个不同的头衔”，除此之外，为了应付仰光失陷后出现的不利局面，他还要开辟经喜马拉雅山南部到昆明的空中“驼峰”航线，用租借法案物资修建从阿萨姆的利多，经缅甸北部到中国龙陵与滇缅公路连结的中印公路。
　　罗斯福对临行前的史迪威嘱咐道:“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她丧失的全部领土。”

　　永别了，中国
　　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登上飞机，他站在舱门口，向重庆阴云翻卷的天空望了最后一眼，然后说“我们还等什么”。这是他和中国的永别。同年11月，史迪威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文章描述他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作为蒋介石的第一位外国人官员，史迪威是中国得到美国援助和友谊的象征。然而这样一位“老中国通”，却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被华府召回。这个时候，距离他指挥的缅北和滇西战役的最后胜利，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历史上“史迪威事件”极富争议。当时适逢美国国内总统选举进入高潮，竞选双方的互相攻击诋毁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为寻求连任，顶住了军方对他施加的压力，最终还是决定调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19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传达了罗斯福的旨意，还要求他必须是“秘而不宣地离开中国，不得发表任何公开谈话或声明。”由于事出意外，史迪威不胜愕然。他对自己被蒋介石罢黜一事愤慨满腔，怒不可遏，心中有无数委屈和想法急于要向世人倾诉，说明中国问题的真相，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是马歇尔却要他闭嘴禁声，他怎么受得了。
　　在保山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在缅甸的密支那和印度的兰姆伽，在经过了32个月的战斗后，史迪威记下了作为军人被赋予的这项使命的最后一篇日记:
　　“10月24日，离开了，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天。”
　　然而，回国前史迪威还是召见了著名记者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向他们透露了他被蒋介石排斥回国的内幕。果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还是抢在史迪威到达美国之前，于1944年10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独家报道——有关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内幕，说“这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屈从蒋介石的意志，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还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去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它“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阿特金森的这篇报道一见报，立即在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随后又在琉球群岛上亲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这正是对他在缅甸的卓越战功和在琉球群岛作战巨大贡献的回报。他曾要求再次访问中国、探望老友，却遭蒋介石拒绝。此举令史迪威十分失望，他深深感到“(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史迪威日记中的“花生米”(蒋介石)
　　史迪威经常在日记中把蒋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943年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在一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蒋一起进餐，就领教了“那种气氛”: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
　　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蒋性格中易怒、琐碎的一面。开罗会议归来不久，12月的某一天，蒋出席陆军大学毕业典礼:
　　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6月25日，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茶碟计划”:
　　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蒋处理军政大事居然可以绕开正常体制，策划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叹──
　　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9月13日)
　　史记下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话:
　　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当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陷于僵局之时，出面周旋的是宋氏姐妹，战争和政治仿佛只是她们的“家庭事务”。
　　“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了他的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了解这一点。……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9月25日)
　　好景不长，1944年10月，史与蒋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史最终被解职离开中国。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记不无凄凉:
　　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

我对红歌的感情不如狗

前不久应网友之邀，小聚于某茶舍。闲聊间谈及当前大唱红歌，七嘴八舌，褒贬不一，唯我静坐一旁，片言未发，只顾低头品茗。

热议稍歇间，在座某年轻网友向我发话，要我这个“资深前辈”也谈谈对红歌的看法。余皆随声附和。我淡然一笑后答曰：“说来惭愧，不提也罢，免得各位讥笑。”

听我如此说，众人连问何故？

一看大家都想知道，我只得据实相告：“我之所以自称惭愧，主要指自己在对待红歌的感情这点上，几十年来一直连狗都不如。”

为防众人误以为我故作惊人之语，赶忙又补充了一下：这可不是我信口编造，而是确有其事，并且在我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话音刚落，众人一齐大声催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们说说。”看来，我那句“连狗都不如”撩起了诸位的好奇心。

于是，我对在座者讲了下面这段绝对真实的往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南京一个农场上班。每到下班时广播站就开始广播，播音员在开口之前，通常要播放一段开始曲。“文革”前这开始曲大都是“喜洋洋”、“花好月圆”之类的轻音乐，“文革”爆发后，属于“封资修”范围的轻音乐当然不能再用，于是广播开始曲改成了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按当时不成文规则，天字第一号红歌是《东方红》，它基本上已取代了国歌，主要用于肃穆庄重场合，平时不宜滥用。天字第二号当数《大海航行靠舵手》，它属于典型的广谱型红歌，适用性极广，上自公家宣传鼓动、誓师动员、欢庆胜利、批判斗争、逮捕判刑、公判杀人，下至百姓人家婚丧嫁娶、杀猪宰羊、死人出殡、盖屋上梁 ，总之，不论任何公私活动，都离不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红歌。凡从“文革”过来的十亿中国人，没听过牛叫、马叫、猪叫、狗叫者不乏其例，而没听过《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我敢保证绝无一人！

用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作为广播开始曲，显然再也合适不过，我们农场广播站一用就是几年。

我们农场那时的主业是果木种植，一到夏秋水果收获季节时，总有很多周围公社的贫下中农来偷水果【注：在农村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偷东西，地主富农则绝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每年农场要蒙受不少损失。为此，从水果成熟开始，农场就得安排专人看守。由于果树漫山遍野都是，单靠人力根本无法顾及，因此各生产队都养了不少狗来协助保卫革命果实。偷水果的贫下中农尽管贼胆包天，来去健步如飞，可一旦被狗发现，却很少能成功地扛着战利品全身而退。

狗虽养了不少，但农场各生产队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狗粮喂养，于是狗狗们只好到处自寻门路觅食，其最感兴趣的去处是食堂。那时我们厂部中心食堂有三四百人就餐，每頓的残羹剩饭不在少数，这丰厚的食物资源就引来了大量的狗。在我记忆中，我们吃饭时每人脚旁都有1～2条狗坐在地上伸长舌头馋巴巴地等待施舍。我是“三年灾害”的过来人，深知饥饿的滋味，同为哺乳动物，人怕捱饿，狗也亦然，尽管我每顿饭票都得精打细算，但最后总会留两口让狗分享。

时间一长，狗们对我的感情就非同一般，平时遇见它们，老远就会摇着尾巴近前亲热一番。那时由于我的政治身份特殊，周围大多数革命群众都对我敬而远之，唯独狗狗们不避政治嫌疑，始终同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如今我到古稀之年之所以仍然爱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从不计较“讲政治”。

狗是灵性很高的动物，它们很快察觉到一条规律，食堂虽是觅食首选之处，但不是任何时候去了都有东西可吃，只有当广播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时，人们才会去食堂，而人去了食堂，它们才能吃到东西，于是聪明的狗狗们据此就得出了一个逻辑推论———只要广播喇叭中《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那就意味着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刻到了。

这样一来，我们农场就有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每当下班时广播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歌一响，狗就发了疯似地从四面八方向食堂狂奔，人还未到，食堂门前早已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大狗小狗。再到后来，即便不在开饭时间，只要广播喇叭一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上述情况照样发生。显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对狗狗们的召唤力，已经远远超过我这种凡夫俗子。

随着“文革”步步深入，人遭折腾不必说了，狗狗们也跟着受了不少罪。

1967年之后，农场三天两头大会不断，有时甚至一天要开几次，由于各生产队相隔很远，会议通知只能通过广播传达，而广播一开就得按老规矩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狗狗们也就会按老习惯向食堂跑，这一来可就害苦这些狗了。可怜的狗狗们虽然不失为聪明动物，但是大脑毕竟还没进化到人类水平，不象人类上一次当就会学一次乖，尽管一次又一次扑空，但它们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热情始终丝毫未减。

后来上面又要求“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不论何时只要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必须立即传达到每家每户，哪怕深更半夜同样如此，决不得拖到次日天明。（当时有两句诗叫做“红色电波传万家，革命群众乐哈哈”）为了确保不能误事，革委会有专人24小时守在收音机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有最新最高指示播出，马上就得打开广播传达。每当深更半夜《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表明最高指示已到，不用说各处的狗也随之连夜积极行动起来。

有天深夜我因为拉肚子正蹲在茅屋旁桃林里方便，忽然间广播响了起来，一阵《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喇叭里传出了中央台新闻广播员的声音，仔细一听，是伟大领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刚听第二遍重播时，只见桃园边小路上疾速地闪过一条又一条黑影，借着月光细看，少说有六七十条大狗小狗咻咻的喘着气朝着食堂狂奔，那份狂热，那份激情，那份兴奋，当即令我瞧的目瞪口呆。

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些狗老远奔到食堂空欢喜一场后有些什么反应。待我“吐故”完毕揩完屁股系好裤子，特地去食堂转了一圈。只见黑压压一大群狗正在食堂周围转来转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竟然有不少象听报告似地围坐在安着喇叭的电线杆旁，那神态俨然是在静心聆听最高指示，另外还有几只一边喉咙里嗷嗷地低鸣，一边摇头摆尾有规律的晃动着身体，那姿态同“早请示”“晚汇报”时跳“忠字舞”的舞姿几无二致……。

说到这里，就提到我“不如狗”的由来了——

当我将这次夜探食堂的奇观当成趣闻说与他人听后，没多久我出事了。人一倒霉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有人将此揭发了出来，一口咬定我借狗说事，变相地恶毒攻击毛X X思想、丑化贫下中农、污蔑红歌。

某次批斗大会上，一位革命干部在揭发批判我这段罪行后，大义凛然地指着我的鼻尖，痛斥我对红歌的感情连狗都不如，随之台下此伏彼起地响起了一阵“打倒狗都不如的反革命分子方XX！”口号，群情激荡，声势浩大。

从那刻起，我对红歌感情不如狗的结论，正式进入了我的历史。

当然，这点破事在我身上充其量只能属于“变相攻击”、“含沙射影”、“讽刺挖苦”、“冷嘲热讽”之类的二、三流罪行，同我那些“矛头直指”的顶级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因如此，后来只字未写进我的判决书。到了1979年9月平反时，这段“狗都不如”的罪状也就未获“平反”。

如今，狗作为宠物的望族，早已进入千家万户（连吃低保的往往都养只哈叭狗穷开心），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对红歌那么热情的狗狗们，想必早就绝迹人间了，大约是出于一种感情的惯性，至今我对它们仍然怀有一份“自叹弗如”的感叹，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则把自己的“说来惭愧”坚持到了今天。

薄熙來與黑社會

近期，中共中央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把一座山城當成了一個火熱的大舞臺，正在上演一場打黑除惡的鬧劇，此前的唱紅歌不過是序曲，而現在的大幕一拉開，幾個當地的黑社會份子被押上了檯面，接受觀眾的審判，立即博得全國上下滿堂喝采。做為一個老觀眾，禁不住回憶起十幾年前的往事，撫今追昔，不勝感慨，難免要問：薄熙來為什麼要在此時大張旗鼓地上演這齣大戲？他是真的打黑除惡嗎？他與黑社會究竟是什麼關係？

在獄中「黑老大」傳授的真理

薄熙來是目前中央政冶局委員中，唯一真正坐過牢房的人，這個經歷必會在人格與性情上，對其產生巨大的影響。可惜他不是曼德拉，他沾染了惡習，接受了壞的教訓。不論是我的切身體驗，還是接近他的人複述，都證明了這一點。

我多次參加過大連市人大舉辦的會議，也至少有四次讀過他個人提供的簡歷，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這一段時間，他寫道：「文革中進學習班，參加勞動。」他為什麼不寫「監獄服刑」呢？我一直感到困惑，後來直到一九九八年我在齊齊哈爾偶然見到了他的獄友孫某某，才知道了底細，並恍然大悟。

原來，薄一波因為山西六十一人叛變團伙而坐牢，的確是文革時期受四人幫的迫害，而薄熙來已是大義滅親，與父親決裂，根本與其家庭劃清了界線，所以他坐牢的原因，當年在秦城的獄友孫某某說，是小偷與流氓。他對我說，薄三（薄熙來外號，因排行第三）的家孩子多，他媽上吊死了，爹又關起來，都丟在社會上，就被一些小偷、掏包、流氓帶壞了，最初薄三混人家一點吃的、喝的，後來就掏包與小偷小摸，以至斗膽在北京烤鴨店門前，偷了一臺吉普車，事發後叫人揍壞了，關到監獄，後在秦城關押。

就在那時，薄熙來結交了一些獄中的牢頭獄霸。孫某某是其中的一個，他犯了投機倒把罪，判了十年，另一個姓汪的是「大哥級」人物，打人致殘判了死緩，後改為二十年。最初他們狠揍薄熙來，因為那時薄瘦細個頭，娘娘腔，又是小偷，必成靶子，但他見風使舵，很會巴結人，就被兩個老大，當成跑腿的「飯勤」使用，有一次伺候老大不周到，叫汪某打得鼻青臉腫，老大把他肛門踢腫了，並問他：「你說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是真理？」

孫某某模仿他們當年的動作，一邊揮手，一邊拿腔拿調地說：「薄三回答說，是真正的理！」於是被我們搧了六個巴掌，滿臉血印。老汪告訴他：「拳頭就是真理，老大就是爹！」薄連聲叫爹討饒，從此記住了「黑老大」的權威性與至理名言。

上任伊始 專門拜訪兩個「黑社會」

一九八四年秋，薄熙來由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下派到大連金縣任副書記，薄一波託的是大連市委書記崔榮漢的人情，崔書記也是山西人，閻錫山家鄉人講義氣，把離婚後沒臉見人的「薄三」收留下來，他卻想當「李向南」（電視劇《新星》中的基層幹部典型），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幹一番大事業。崔書記對同僚說：「李雪峰和女兒都不放過他，離婚後還把上告信寄我這裏，怎麼辦？大連又不能不要他。」可見他處境不妙。

當地幹部大都排擠他，以副市長唐某舜為首，故意冷落他，分配他下鄉管農業，所以他沒辦法開展工作，想起了獄中「黑社會」老大的話，豁然開朗，立即問了一個當地人，才知道金縣有兩個黑社會老大，很吃得開，一個叫鄒顯衛，外號「虎豹」，把當地所有的飯店攬過來，收取「保護費」；另一個叫范某某，是個建築包工頭子，金縣所有的「土建話兒」，都被他壟斷下來再轉手。他馬上專程登門去拜訪，那兩個人中，最熱情的是後者，摟著他的肩膀直喊弟兄；最慷慨的是前者，一下子給了他一千元，從此這兩個人都積極支持他，幫助他請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人，包括六個縣鄉幹部，給他吃喝，幫他捧場。慢慢地他的工作打開了局面。

這些「黑老大」告訴他：「你從監獄放出來了，獲得了自由，但你與社會上的人一樣，實際上都還在獄裏邊，只不過圍牆變高變大了，大的離你太遠，你沒有感覺罷了，所以外面的一切原則還和牆裏一樣，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現在你當縣長了，是『紅老大』，我們當不上官，但拳頭大，是「黑老大」，我們哥們團結一心就全了，還怕誰？」

從此，中國社會在薄熙來眼中，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監獄，金縣就是一個監區，他與鄒、范等這些大大小小的黑惡勢力頭子就組成了紅黑交織的「獄老大」。這些人幫助他拉關係，先敲詐勒索，後有了大錢，再到北京送禮，批了金石灘等旅遊項目，再把開發的土建工程給他們幹，幾年下來，薄熙來升了官，他們這些「黑社會」老大發了財。

一九八九年薄熙來當上了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他最器重外宣處長王某強，正好他是我遼大校友，與我關係密切，他轉述薄的話說，在監獄中他沒少挨獄老大的欺負，有一次被人把膝蓋骨都打壞了，很悲憤。但也磨練了意志，懂得了一個真理：光講理沒有用，必須有強權！誰不老實就收拾他！所以，上任才兩個月，他就把四個處級幹部撤了。另一個被調離的姓姜的原宣傳部辦公室副主任對我說，這個人的作風，完全是「黑社會」那一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確，黑社會的強盜邏輯滲透了他的血液。

「黑社會」是薄熙來的保鏢

八十年代初，鄒顯衛與薄的關係十分密切，以至有一段時間，竟成了他的專職保鏢。由於薄熙來負責農業，經常要下鄉，走夜路不安全，鄒及其兄弟就自告奮勇擔當了守衛的重任。他對警察說：「你槍裏沒有子彈，我這裏有！」每當晚飯，薄就到鄒開辦在大連開發區的「一步天」飯店吃飯。酒酣耳熱之時，鄒對薄講：「你知道為什麼叫『一步天』嗎？就是為你起的名，叫你當縣長一步登天呀！」薄熙來笑得心花怒放……當地人都知道他們關係特鐵。

這一點，正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大連市最大、具有黑社會性質的「虎豹」犯罪團伙案時，一度曾給鄒顯衛戴上黑頭罩的原因。薄及其死黨生怕「虎豹」咆哮起來，當眾揭了他們的老底，才用了香港法庭慣用的這一手法。等到薄離開了會場，就把頭罩摘下來。八月十八日上午，瀋陽市中級法院公開審判了被「虎豹」拖下水的遼寧省大連監獄原監獄長謝紅軍等三人。但是，實際上真正的保護傘就是薄熙來，上面不敢深挖下去而已。

同年十一月三日，正義的槍聲結束了「虎豹」及其骨幹成員陳德政（外號大東）的罪惡生命！薄熙來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他們的嘴終於永遠地封上了。有些祕密的確被帶走了。薄熙來對哥們講：「別怨我不保他，他整的太大了，聞世震咬住這個案子，全國都知道了，我也沒辦法！」

薄熙來與「黑老大」是拜把兄弟

我在八十年代初，也曾光顧過「一步天」，見過虎豹兩三次，他英俊的大鬍子給我印象深刻。但並不太瞭解他。

後據當地媒體報導，在獄中服刑的「虎豹」把監獄當豪宅，出入監獄如履平地，服刑期間，他帶十多個「小兄弟」，乘多輛出租車殺向大連開發區維也納洗浴中心，在與另一團伙高某某交手時，鄒顯衛持獵槍向其連開兩槍，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

「虎豹」還大肆賄賂司法官員做保護傘，被其拉下水的有：遼寧省大連監獄原監獄長謝紅軍等數人。更為荒唐的是，「虎豹」與女獄警勾搭成奸。大連監獄內這名女獄警還是獄政科科長張某的太太，她不顧自己是有夫之婦、已為人母，無恥地墜入了他的情網，成了他招之即來、共享魚水之歡的鐵桿情婦。

顯然，大連「虎豹」案是一起震驚中央和遼寧省的案件。這個黑社會性質團伙私藏槍枝彈藥、殺人越貨、敲詐勒索，還大肆賄賂司法官員做保護傘，可謂無惡不作、血債纍纍。

該團伙是以綽號叫「虎豹」的鄒顯衛為首，於某龍、王某毅、岑某玖為骨幹，黃某峰等人為主要成員的將近三十人的、較為固定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在長達二十年裏，假如沒有薄熙來這樣的保護傘罩著，怎麼可能如此瘋狂呢？

據報導，鄒顯衛，一九六三年生於大連市金州區，別看已被押上審判臺的他，頭髮已經灰白，雙手被銬在背後，背部向前微駝，腳上戴著鐐銬，步履艱難，他過去與薄熙來拜把兄弟時，可風光一時，那時他是一個高大剽悍、凶殘好鬥的大漢，因而被人送以「虎豹」的綽號。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歲的鄒顯衛因持刀傷人被勞教二年。一九八三年四月，鄒顯衛又因流氓罪被當時的大連市金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他出獄後就出了名，成了黑老大，也恰好認識了從北京下派金縣的薄熙來。兩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在他的幫助下，鄒顯衛在剛剛興建的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辦了一家名為「一步天」的歌舞廳，由於薄是開發區黨委副書記，主動給他拉客，所以歌舞廳為他帶來了滾滾錢財。他又投資開辦了其他的娛樂餐飲項目，生意越做越大，不到十年，他已擁有了上千萬的資產。早在「一步天」歌舞廳開張伊始，鄒顯衛就將一大批兩勞釋放的流氓地痞，網羅到他的麾下，為他充當打手，日久天長，一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伙就此形成，在大連市內、金州、開發區的黑道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薄熙來導演了「捉放曹」的鬧劇

這時的薄熙來，隨著官位上升，變得小心了，他不再直接與鄒顯衛往來，但通過公安局副局長林某某與祕書車克民，與其暗中勾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鄒顯衛糾集七個同夥，手持獵槍、藏刀、木棒與高福崇、常福勝團伙發生黑吃黑打鬥火拚，高福崇當時被打死，常福勝被打成重傷。鄒顯衛見勢不妙，匆忙逃到國外躲避，而給他通風報信的，正是薄的爪牙，一年後他聽說薄當上了大連市長，又偷偷地潛回了大連，一九九四年三月，有人給省委寫信舉報，迫於輿論壓力，警方抓獲了鄒顯衛。

薄的死黨為了救他，又兼顧薄的政治前程，就私下玩弄司法，導演了一場「捉放曹」的鬧劇，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很快在押的鄒顯衛，向看守所的管教檢舉了同監室羈押的另一犯罪嫌疑人更深的餘罪案底，經警方查證屬實，警方循此線索破獲了一起大案。殊不知這個被檢舉的犯人，有多項命案在身，反正也要判處死刑，就通過獄警杷所謂的「立功表現」（餘罪）賣給了「虎豹」。這些都是薄的人馬精心策劃的。後來，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鄒顯衛殺人一案時，對他的檢舉揭發重大立功表現予以認定，但同時認為，鄒顯衛致人傷亡的槍枝下落不明，他沒有如實交代，說明其沒有真正的悔意，故不能減輕處罰。（因為槍是公安人員給的，鄒故意不講）

一九九五年四月，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判處鄒顯衛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鄒顯衛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遼寧省高法。為了能讓他活命，鄒顯衛的餘黨四處活動，直接向薄熙來求救，對他說，不講槍的來源，是因為上面有編號，虎豹夠義氣！薄馬上明白了……隨後他們還買通了其他一些官員為鄒說話。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六日，遼寧省高院對鄒的上訴案作出終審判決，認為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鑒於鄒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行為、破獲了一起重大案件屬重大立功表現，應依法從輕處罰，故改判鄒顯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虎豹」鄒顯衛因此被第一次「刀下留人」，在地獄的門口把小命又撿了回來。薄熙來鬆了一口氣。

無微不至關照「黑老大」

按照終審判決的要求，鄒顯衛應立即押往遼寧省瓦房店監獄服刑。但當時鄒因結核病正在大連監獄醫院住院，沒有成行。大連消息人士透露，這也是造假。

據當地媒體報導，為留在大連服刑，鄒通過薄及其死黨的關係和大連監獄獄政處副處長楊某玉接上了頭。在一次談話中，鄒向楊某玉透露了欲留在大連監獄服刑的想法。楊說只有監獄長謝紅軍有權決定此事。在鄒的再三央求下，楊答應給鄒和監獄長謝紅軍牽個線。

幾天後，鄒顯衛向楊某玉介紹了一個很有錢的朋友，這人在楊某玉的引薦下認識了謝紅軍。在一次酒席宴間，這名老闆塞給貌似冷淡的謝紅軍五千元人民幣，以此來投石問路，誰知謝紅軍竟爽快地收下了，並馬上投桃報李，派獄政處副處長楊某玉去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等部門辦理，將鄒顯衛的服刑地點轉到大連監獄的手續。一九九六年四月三日，鄒顯衛如願以償地轉到了大連監獄。入獄後不久，楊某玉就捎話過來，說監獄長謝紅軍從外地調來時間不長，當時還沒有房子住，請鄒顯衛幫助解決。鄒打電話給那名老闆朋友，把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精裝房送給了謝紅軍。一九九七年春節前，鄒顯衛將十萬元錢送給謝紅軍。謝紅軍照收不誤，還拍胸脯說他十分領情，以後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在謝的授意下，大連監獄很快就在大牆內的偏僻一角騰出一處遠離普通牢房的、獨門獨院的兩室套房，客廳、臥室各一間，專供鄒顯衛一個人在此居住。這哪裏是牢房，分明是一處稍次於高級酒店客房的世外桃源！在鄒顯衛的個人臥室內，沙發、彩電、冰箱、空調、VCD和外線電話等傢具、生活用品應有盡有。對於如此「有能力」、如此「特殊」、如此「風流倜儻」的犯人，大連監獄內一名女獄警主動投入他的懷抱。

此後，「虎豹」提出要減刑，監獄長在上級的關照下，幫助編造所謂立功材料。一九九七年的七月，鄒顯衛向監獄長謝紅軍提出減刑要求。謝紅軍找來副監獄長汪永明、獄政處副處長楊某玉和鄒顯衛所在監區的大隊長於景波等人開會研究如何幫鄒顯衛減刑。直接主管鄒顯衛的大隊長於景波受命，僅用一夜時間就為鄒偽造了齊備的服刑表現考核、立功表現等材料。其中一份立功表現的材料編造了鄒顯衛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獄中車間著大火時，奮不顧身帶領犯人奮力撲滅大火，避免了重大損失等謊言。實際上獄中確實著過那麼一場大火，但當時鄒顯衛根本不在監獄內，他正在大連市內瀟灑呢。立功表現材料還稱：由於表現突出，該犯一九九六年被表揚三次，記功一次，年底被評為改造積極份子；一九九七年被表揚兩次，記功兩次，記大功兩次。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謝紅軍派人將編造好的鄒顯衛減刑申報材料送呈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在謝紅軍的極力「推薦」下及與某些官員疏通後，鄒顯衛不僅如願地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被批准由死緩減刑為服刑十七年，還因他的「立功表現」被評為遼寧省「勞改積極份子」，這為其後的減刑又埋下了伏筆。作為對謝紅軍「救命之恩」的回報，一九九八年春節前，鄒顯衛在監獄外、大連市內一著名酒店設宴款待謝紅軍，並在席間將裝有十萬元人民幣的兩個紙袋塞給謝紅軍。此後，鄒顯衛走出監獄的次數更加頻繁，但謝紅軍對鄒在社會上胡作非為之事不管不問，聽之任之，只要鄒向自己交上可觀的「保護費」，謝就任憑鄒肆意妄為。

一九九九年春節前，謝紅軍給在獄外的鄒打電話，以暗示方式索取「保護費」。鄒顯衛約謝紅軍到大連開發區的一家星級酒店，二人酒酣耳熱之時，鄒拱手奉上兩紙袋共計人民幣十五萬元的「貢銀」，謝紅軍照單全收。此後，謝紅軍又授意大連監獄有關人為鄒編造爭取考核加分的材料，給鄒申報省「勞改積極份子」。遼寧省監獄管理局認可了鄒的考核材料，批准鄒為省「勞改積極份子」。此後的一九九九年三月，鄒顯衛又獲得減刑一年零十一個月的「獎賞」，服刑時間又從十七年減到十五年。

大連新聞界人士表示，儘管鄒顯衛頻繁出入監獄如履平地，但他的身份畢竟仍是犯人，時不時地還要回監獄裏應付一下。而十多年漫漫刑期不知何時是盡頭，鄒顯衛連時不時回監獄裏「住」兩天的耐性也沒有了。他要「徹底自由」，他要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社會，領著他的那些小兄弟大幹一場。為此，他向監獄長謝紅軍進一步提出了保外就醫的要求。

謝紅軍對鄒的如此過份、苛刻的要求沒有拒絕，因為他知道鄒的靠山是誰，他召集汪永明、楊某玉、於景波商量，如何才能使鄒的願望得償。最後幾人達成一致，只有說鄒得了精神病才能達到目的。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鄒顯衛獲准出監「保外就醫」了。

又殺一人闖下大禍

鄒顯衛看薄熙來的官越當越大，膽子也就越來越大。有人告訴他，在他坐牢這幾年，位於「一步天」不遠處的一家桑拿浴老闆發達了起來，不把他及其小兄弟放在眼裏，於是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中午，「虎豹」鄒顯衛率陳德政等十幾名「小兄弟」，乘多輛出租車殺向大連開發區維也納洗浴中心，立即與經理高某某等團伙猛烈交手，鄒顯衛持獵槍向人連開兩槍，致高某某當場死亡、另一人受了重傷。

這次又是薄的馬崽掩護，鄒顯衛改名換姓，便衣簡從，在金州等地躲藏了起來。於某龍等團伙頭目、骨幹逃到遼寧莊河等地匿身。直到十多個月後的二零零一年初，在全國聲勢浩大的嚴打整治鬥爭中，公安機關才迫於上面強大的壓力，又抓獲了鄒顯衛、於某龍等人。

這回薄的確不能再救他了。因為今非昔比，薄當上了省長，正和省委書記聞世震展開殊死搏鬥。他已經裝做不認識「虎豹」了，甚至希望他快死。

據報導，二零零一年三月，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鄒顯衛死刑立即執行。二零零一年四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某到瀋陽視察，聞聽「虎豹」一案詳情後，指示要徹底查清此案背後的保護傘。遼寧省檢察院的辦案人員當即趕往大連，於當夜就在瓦房店看守所提審了「虎豹」鄒顯衛。又馬不停蹄地返回瀋陽，向領導作了匯報。次日，中共遼寧省委主管政法委的領導王唯眾出面協調，「虎豹」才被從大連押解到了瀋陽，一併揭露出謝紅軍、汪永明、楊某玉、於景波、董吉運等一大批貪婪腐敗的司法界官員。但恐於薄熙來的權威，王唯眾下令斬斷了更深的線索，保住了司法部副部長高某某等人。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在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謝紅軍等三人開庭審理的法庭上，遼寧省大連監獄原監獄長謝紅軍、原副監獄長汪永明、四監區原監區長於景波站在了被告席上，他們本來是管理罪犯的，如今自已卻淪落成了罪犯。

據悉，檢察機關共指控謝紅軍五項罪名：徇私舞弊減刑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受賄罪、行賄罪和挪用公款罪。指控汪永明犯徇私舞弊減刑罪、暫予監外執行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和受賄罪；控訴於景波犯徇私舞弊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受賄罪和貪污罪等。

然而，薄熙來這個利用職權包庇縱容黑社會的人，不僅安然無恙，而且步步高陞，先是遼寧省長，後是商務部長，還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近期並以反貪打黑出了名。大連新聞界人士說，如果他真的那麼正直，就不會讓鄒顯衛橫行霸道了二十年，就不會豢養了冬海波、范某、李某、史某波、李某健、米某叔等十幾個「黑老大」。他打擊重慶幫，是因為他知道，賀國強、汪洋和他一樣，都難免與黑社會有瓜葛。為了爭權奪利，他必須通過這一手愚弄百姓，打擊政敵，收買人心，抬高自已。所以，他比誰都黑，他是最大的黑社會頭子。（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