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吕留良著有《吕晚村文集》8卷、《东庄诗存》7卷、《续集》四卷；《东庄诗存》6卷（《清诗纪事》作七卷）、《惭书》1卷；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涛钞初集》．与张履样合选《四书朱于语类摘抄》38舂；又有《精选八家古文》及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此外，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引用其日记多条。

身后文字狱

　　吕留良是在死后49年时，即清雍正十年（1732年），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多见于其著作《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他的反清思想表现为激烈行动的，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生存“自由度”的。雍正七年（1729年）的“曾静案”，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被定为“思想罪”。辛亥革命后，吕留良被尊为反清志士，始得昭雪翻案，崇德地方官绅民众筹资为其建亭立碑。近有论者以为：清初屡兴文字狱，而通盘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制，则是从雍正开始。这一“思想统制”的结果，是终于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大大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雍正十年(1732年)判决：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俱戮尸枭示；次子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雍正十二年，吕留良后人60余口，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江南水乡发遣到北疆。吕留良后人到宁古塔后，拨给宁古塔将军都赉部下驻防旗人为奴。按着清代法律，对于“谋反大逆”为奴的人身控制，远比一般奴仆为严。即使已经过了好几代，仍然不许改变身份，不许“出户为民”。吕留良系“大逆重犯”，所以世代被置于“奴籍”的深渊之下，饱受人间的屈辱。
　　乾隆元年九月甲辰，上谕有曰：“著各该将军等查明现在为奴人犯内，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即于戍所，另编入该旗、该营，令其出户当差。”
　　吕氏诸人系反叛重犯的子孙，本不属免放之例。但由于清政府户部官员办理错误，按轻罪有职人员处理，吕留良后人得以免除奴籍开户。原经发遣宁古塔的吕姓共12户，男妇大小及家人仆妇等111名，俱分编入旗。吕留良孙辈吕懿兼、曾孙吕念先等于乾隆二年得旨随旗当差以后，遂各自谋生。吕懿兼学医，吕念先做医药生意，后开春雨堂药铺，兼经营米盐。吕敷先早年读书，稍长则在永泰号学习生意，后据有其铺，兑换赫哲弗雅哈等处貂狐皮张，又在宁古塔旗人中间放高利贷；后又在东京城开烧锅一座。吕衡先学习面铺生意，兼做官参牙行，换赫哲弗雅哈貂皮，及向领票刨参之人放高利贷。大约是经营得法，吕氏后人也一度小康。据后来吉林将军衙门移咨，查抄吕氏后人家财：吕懿兼房13间。吕敷先房165问、地414垧、烧锅一处；吕衡先房35间、地50垧、盐25000斤；吕念先草房28间、银300两、药铺一座；其余银两牲畜家俱亦不少。
　　吕懿兼曾任宁古塔医官，后因旗人不准，被副都统增海革职，愤懑不平，为从奴籍的重压下彻底解脱出来，于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捐纳监生。吕敷先见吕懿兼已经捐监，亦欲告假上京捐纳监生，该管官以吕敷先属于谪戍之人，不准出境。后来吕敷先由宁古塔私逃到奉天控告该管官，并说出他的堂叔吕懿兼已经捐监，并有户部国子监执照，因此，吕懿兼、吕敷先被拘提严审。清廷终以违例捐监之罪，复将吕氏第三子、第七子、第九子后人重发齐齐哈尔隶水营为兵，其余交当地管官严加管束，并永远禁止考试纳捐。
　　吕氏后人遣戍齐齐哈尔，各书记载多语焉不详，惟章太炎云：“……民国元年，余至齐齐哈尔，释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末尝自屈也。除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诸戍者开之(按杨安城启发最深，不仅孝标一人)。齐齐哈尔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
　　清政府1909年颁发新律时，规定禁止蓄奴，至此，吕氏子孙才摆脱了为奴作婢的命运。